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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优秀事迹材料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优秀事迹材料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优秀事迹材料

你知道于敏是谁吗?于敏,著名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氢弹之父”,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优秀事迹材料,供大家参考,快来一起看看吧!

共和国勋章于敏的优秀事迹材料篇1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生,2019年1月去世,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2019年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据了解,于敏院士已经病了许久,一直住在医院,此前曾下过几次病危通知。这一次,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国之栋梁”“共和国的英雄”“中国人的脊梁”……网友们在缅怀与致敬里,又一次回顾起这位科学家默默无闻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于敏,这个曾经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种精神的代名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它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丰碑。

惊闻于敏院士逝世,与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院士悲痛万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达了一种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共和国勋章于敏的优秀事迹材料篇2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此后,于敏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4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的理论研究要暂停了。这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解,因为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的脑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国奴的屈辱生活”。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解释。

当时,年幼的新中国正遭受核讹诈、核威慑,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数百倍。更大的威力,意味着更大的核威胁。中国要反氢弹,必须得有自己的氢弹。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自此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共和国勋章于敏的优秀事迹材料篇3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氢弹成功爆炸,他回去就睡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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