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谈信德观后感,仁义礼智信的读后感

儒家谈信德观后感目录

如何理解儒家非常重视孝悌忠信这四种品德,联系实际,谈谈你的认识

仁义礼智信的读后感

读后感 体会儒家思想

如何理解儒家非常重视孝悌忠信这四种品德,联系实际,谈谈你的认识

在三教中，儒自始自终都是在教人做人，而做人首先要做的就是面对亲朋，长大后、参加工作后多了要面对老师和上级。

于是，孝悌忠信就出现了，孝是对长辈，悌是对同辈，忠是对工作，信是对每个人。

仁义礼智信的读后感

仁义礼智信读后感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

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

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

何谓仁?

博爱者为仁

仁者，人二也。

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

仁者，易也。

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

儒家重仁，仁者，爱人也。

简言之，能爱人即为仁。

何谓义?

忠孝者为义

义者，人字出头，加一点。

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帮人一把，即为义。

古字义，离不开我，用我身上的王去辨别是非，在人家需要时，及时出手，帮人家一两下，即为义。

何谓礼?

尊众者为礼

礼者，示人以曲也。

己弯腰则人高，对他人即为有礼。

因此敬人即为礼。

古之礼，示人如弯曲的谷物也。

只有结满谷物的谷穗才会弯下头，礼之精要在于曲。

何谓智?

建功者为智

智者，知道日常的东西也。

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就叫智。

观一叶而知秋，道不远人即为此。

何谓信?

守约者为信

信者，人言也。

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

那时的人纯真朴素，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故而真实可靠。

别人用生命或鲜血换来的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不信是要吃亏的

读后感 体会儒家思想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

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

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

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

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

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

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

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

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

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

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

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

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

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

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

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

（《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

”（《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

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

”（《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

”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